抹云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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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家桢，遗传学家，教育家。30年代中期，对果蝇染色体的结构及演变规律进行了开拓性研究。40年代，发现异色瓢虫嵌镶显性遗传现象，并完成理论性的合理解释，丰富和发展了摩尔根遗传理论及现代综合进化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辐射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毕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遗传学家。

谈家桢，1909年9月15日 (夏历八月初二)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县的慈溪。他的祖父是个世传的银匠。父亲谈振镛在家乡的一个杂货铺里当学徒，以后在邮政局里当一名小职员。母亲杨梅英心地善良、勤劳刻苦。

6岁那年，谈家桢在当地上私塾，12岁毕业于教会办的道本小学。1921年，谈家桢进入教会办的宁波斐迪中学。1925年转学到浙江湖州东吴第三中学高中部。1926年毕业并被免试保送苏州东吴大学。他曾想攻读平时基础好的数学，但由于对生物学一直有浓厚的兴趣，最后选择了生物学专业。

1927年，北伐取得胜利。国民革命形势激励着全国各界爱国人士，他积极参加学校的罢课和驱逐反动外籍教员运动。大学三年级时，美籍教员特斯克讲授的 “进化遗传学与优生学”课，对他日后以毕生精力从事遗传学研究产生很大影响。谈家桢学习勤奋，三年半修满了四年的学分，于1930年夏毕业，并获得理学士学位。在四年级的时候，他就当特斯克的助教。在此期间，他一面读书一面在桃坞中学兼任生物学教员。他还主办了东吴大学1930年届年刊，自任社长，并兼任东吴大学青年会创办的惠寒小学校长，免费招收贫穷孩子入学。这一时期，他生活上虽然紧张清苦，却感到很有意义，特别是主持惠寒小学的工作，更加强了他的社会责任感。

谈家桢的刻苦好学，勤奋上进和思想敏锐、和霭大度，给东吴大学生物系主任胡经甫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0年秋，经胡经甫推荐，谈家桢成了燕京大学唯一从事遗传学教学和研究的李汝祺教授的研究生。

谈家桢的研究课题由胡经甫提出以亚洲瓢虫为实验材料，进行色斑遗传规律的研究。这可能与胡经甫毕生从事昆虫学研究有关。李汝祺也同意这个课题。在以后一年半时间里，谈家桢天天与这些小昆虫打交道，经常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完成了一篇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硕士论文《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变异和遗传》，获得了硕士学位。

按照李汝祺的意见，谈家桢把硕士论文分拆成各自独立成篇的3篇。其中《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变异》和《异色瓢虫的生物学记录》与李汝祺联名发表在《北平自然历史公报》上。另1篇题为《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遗传》是整篇硕士论文的核心部分，经李汝祺教授的推荐，直接寄往闻名遐迩的摩尔根实验室。摩尔根审阅后，甚为欣赏这位中国青年研究者的才华，接受谈家桢到自己的实验室来攻读博士学位。1934年，谈家桢告别了母亲和新婚夫人，只身漂洋过海，成了摩尔根和杜布赞斯基的研究生。

那时候正是染色体遗传学的全盛时期。谈家桢决定开辟以果蝇为材料的进化遗传学研究领域。在摩尔根实验室的两年里，他利用果蝇唾液腺染色体研究的最新成果，分析了果蝇在种内和种间的结构和变异情况，探讨不同种的亲缘关系，从而深化了对进化机制的理解; 同时还进行遗传图的研究和绘制工作。他单独或和法国、德国等遗传学家合作写成了10余篇论文先后在美、英、法、德、瑞士等国家的科学刊物上发表。1936年，他的博士论文《果蝇常染色体的遗传图》通过答辩，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谈家桢的刻苦治学精神及作出的优异成绩给导师和同事留下深刻的印象。导师盛情邀请他留下继续从事遗传学的研究。但是，“科学救国”的志向使他坚定了返回祖国的决心。

在这同时，谈家桢通过留美同学朱元及其老师胡刚复的引荐，收到了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聘他为生物系教授的聘书。1937年，谈家桢到达浙江大学就任。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战火蔓延到杭州。浙江大学辗转内迁。最后生物系迁到湄潭的一个破旧不堪的唐家祠堂里。在这以后6年的时间里，谈家桢在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他的一些代表性论文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完成的，同时也培养了以后在科研、教学上成绩卓著的第一代研究生。1944年，谈家桢在这座祠堂里研究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显性现象。1945—1946年间，他应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赴美作客座教授。他对嵌镶显性现象的规律作进一步的研究，并在1946年发表了“异色瓢虫色斑遗传中的嵌镶显性”的论文。这些成果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巨大反响，认为是丰富和发展了摩尔根遗传学说。

1946年，谈家桢在美讲学期间，他读了李森科撰写的《遗传与变异》英译本小册子，并第一次接触到 “米丘林生物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等名词，谈家桢心情十分压抑。他想，明明是科学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以一连串的政治术语充斥其中?

1948年，谈家桢代表中国遗传学界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会上，他被选为常务理事。会后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到意大利、法国、荷兰和美国进行讲学和考察。当时我国正处在解放前夕。鉴此情况，美国学术界的一些朋友劝他定居美国，安心从事遗传学研究。此时的谈家桢确实处于矛盾之中。在苏联摩尔根遗传学者已横遭迫害，那么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后，是否也会如此呢? 作为摩尔根学生的他，会受到何种待遇呢?在这之前，他多次有定居国外的机会而只想回国，原因只是一条，即在异国他乡决不能实现早年立下的发展中国遗传学的大志，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事业心，促使他于1948年底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毛泽东的接见和关怀

 

回国后，谈家桢仍就教于浙江大学。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谈家桢任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

建国初期，由于我们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曾一度不加分析地照搬苏联的一套做法。在遗传学领域里，曾强制推行和灌输李森科那一套理论，打击和压制了摩尔根遗传学说和遗传学家。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由于谈家桢在学习苏联问题上的“错误”态度而首当其冲地成为批判对象。当时，谈家桢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受到极大的压力，身为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却无权讲授遗传学。但他不气馁、不动摇。有人要他改教米丘林生物学，他宁可不教书，而去翻译《生物学引论》，宣传达尔文进化论。他坚信他的研究方向没有错。

1956年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这次会议是遗传学在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机。会上，他就“遗传的物质基础”、“遗传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遗传物质和性状表现”、“关于物种形成与遗传机制”等问题作了发言。几天的会议，他心情舒畅，高兴、欢跃，觉得中国遗传学发展有了希望。

在这以后，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争鸣性文章。在当时的气氛和处境下，他着重介绍摩尔根遗传学说的现状和发展，强调其科学性。并在国内较早地介绍1953年沃生和克里克的DNA双螺旋结构模型，表明国际遗传学研究已从细胞遗传学进入到分子遗传学研究层次。同时，他又著文说明对毛泽东提出的 “百家争鸣”方针的理解，并希望我国遗传学界遵循这个方针，形成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在文章中坦率地表达了他对当时在学术上推行的形而上学做法的不满，为争取摩尔根学说在百花园中的一席之地而呼吁。

1957年3月，谈家桢作为党外代表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一天晚上，毛泽东指名要接见谈家桢等人。当陆定一把他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亲切地握住谈家桢的手说：“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家桢啊!”毛泽东高兴地说，过去我们学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应该让大家来搞嘛! 并鼓励谈家桢一定要把遗传学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这席话，使谈家桢思想进一步获得解放，增强了信心。

谈家桢回上海不久，就投入“大鸣、大放”的运动。由于他的 “大炮”脾气，豪放不羁，再加上毛泽东同志接见时的一番勉励，使他在思想上消除了顾虑，他直言不讳地提出，由于全盘学习苏联使中国遗传学事业遭受到巨大损失。为此，被一些人认为是“反苏言论”而大加批判。当时主持上海工作的柯庆施已把谈家桢划为“内定右派”。1957年7月反右斗争进入高潮，谈家桢忐忑不安。就在这时，毛泽东又在上海接见谈家桢。他一见面就说：“谈先生，老朋友!”又风趣地说：“辛苦啦!天气这么热，不要搞得太紧张嘛!”此后，谈家桢的“内定右派”问题也就随之烟消云散。

在“大跃进”的1958年，1月6日的一个深夜，毛泽东从杭州派专机到上海，邀请谈家桢、周谷城和赵超构去杭州，毛泽东与他们3人在西湖畔的一个庭院里共进晚餐，一起商讨科学技术赶超世界水平的问题。他问谈家桢：“要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谈家桢直言相告。毛泽东坚定地说： “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嘛!”。

1958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细胞学教授麦克劳夫到北京大学讲课。全国搞遗传学教学的都去听课。麦克劳夫在讲学中仍贩卖李森科那一套。1961年，北京大学邀请谈家桢去讲学。他在课堂上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北京大学党委，认为麦克劳夫在北大讲课，仍然以 “扣帽子、打棍子”的手法对待摩尔根学说，违背青岛会议精神，从根本上没有贯彻“双百方针”，其恶劣影响又波及全国遗传学界，这是错误的。当谈家桢回到上海后，上级领导责问他，你是复旦大学的副校长，有什么权力去干涉北京大学的事?谈家桢回答说，这不是干涉不干涉的事，凡是违背青岛会议精神，阻碍遗传学发展的事情我就要说。

毛泽东第四次接见谈家桢是在1961年的 “五·一”节前夕。他一见面就问：“谈先生，把遗传学搞上去你还有什么顾虑吗?”在场的上海市委领导人说：“我们大力支持谈先生在上海把遗传学研究搞上去。”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 “这样才好呀! 要大胆地把遗传学搞上去，不要怕。”

这年年底，复旦大学成立了遗传学研究所，谈家桢任所长。1962年到1966年，谈家桢领导的研究集体，发表了50多篇研究论文，出版了16部专著、译作和讨论集。复旦大学自1957年开始招收遗传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到1966年，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遗传专业的教学和科研人员。他们日后成为我国各个部门和高等院校的研究和教学骨干力量。

正当工作取得一定进展时，“文化大革命”使遗传学又遭受一次灾难性的打击。

运动开始不久，谈家桢被打成“反动权威”。一些人把他主持的遗传学研究所要作为“谈氏小朝廷”来摧毁，并扬言要“揪出谈家桢这个漏网大右派”。自此以后，被抄家、批斗不计其数。每天清晨起来要扫几条马路，并被涂成黑脸，下跪“请罪”，妻子傅曼云因不忍凌辱而含冤离开了人间。

个人的冤屈和家破人亡的逆境，谈家桢只能把眼泪往肚里咽。事业上的遭难，使他痛心疾首。即使如此，他对党的信念没有变。以后，谈家桢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1968年11月的一天，他正在农田里锄草，有人轻轻地对他说，从明天起可以不用到田里来劳动了。谈家桢感到纳闷，以后才知道，这是因为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了 “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这么一句话，并点名要“解放”包括谈家桢在内的八位著名科学家。

1973年，他与邱蕴芳医师结成伉俪。1974年冬，毛泽东在病中还没有忘记谈家桢，让王震带来口信，鼓励他要把遗传学搞下去。

1975年，厄运又降临到谈家桢身上，他不幸患结肠癌。癌症进行切除大手术后不久，1976年胃病复发，他又进行了胃切除手术，元气大伤，几乎濒临死亡的边缘。在夫人邱蕴芳大夫的精心照料和调理下，他逐渐康复。

当严寒过去时，谈家桢已是近70岁的老人了。他再次奋起，焕发了许多年轻人都难有的青春活力，活跃在国内外学术舞台上，并为新一代遗传学家开辟道路，扶植他们尽早走上科学的前沿。

1978年谈家桢去美国参加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50周年纪念会。并在会上作了《遗传学在中国》的报告，受到与会科学家的热烈欢迎。会议结束后，谈家桢应邀到美国东部进行考察访问。这次访问使谈家桢感触很深。他对照我国遗传学研究的现状，感到差距实在太大了。遗传工程在国外70年代开始发展很快，他决定让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开创这方面的工作。在这次访问中，他还通过老同学的关系，引进了价值20万美元的大型精密仪器。同时，又接受了另一老同学两次赠送约30万美元的生化试剂和药品。这些都为开展遗传工程教学和研究工作创造了条件。

为了解国外动态，1979年10月，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主持举办了“全国遗传工程分子生物学讨论班”，并邀请国外的著名教授担任主讲。这是我国在这个领域第一次举办的高水平的讨论班，它有力地促进了我国遗传工程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此外，谈家桢还邀请海外的著名学者来复旦大学举办系统讲座，这些讲座大大地开阔了研究人员的眼界，推动了科研工作的发展。

之后，谈家桢与他的同事广泛开展国际性的合作项目，并与国外开展校际人才交流，先后推荐50余人到欧美诸国及日本学习进修。

1980年，谈家桢在国际细胞生物学会议上，宣读了“人体基因文库构建的初探”论文。各国科学家大为赞赏谈家桢和他的同事高效率的工作。

1984年起，经过3年的努力，复旦大学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于1987年建成并通过国家验收。它为承担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高技术跟踪和吸引国内外优秀的生物技术学者到实验室工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为了迎接生命科学发展的高潮到来，根据国际上发展趋势和我国经济建设、科学技术的需要，谈家桢和他的同事们提出创办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建议。这个建议被迅速批准并付诸实施。生命科学院建成后，谈家桢任院长。学院设置了5个系、1个研究所、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个博士后流动站，全部配套齐全。

1980年谈家桢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他是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又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副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和民盟上海市主任委员、复旦大学校长顾问等职务。他还是中国遗传学会第二、三届理事长。

为了表彰谈家桢在推动遗传学发展及促进国际性学术交流方面作出的贡献，国外一些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授予他各种荣誉称号。1981年，他被授予日本遗传学会名誉会员; 1983年，美国罗斯福夫人肿瘤研究所聘他为高级研究员; 同年，加州理工学院授予他“杰出校友”荣誉奖状和奖章; 1984年，他又接受了加拿大约克大学授予的荣誉科学博士称号; 1985年，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他是我国教育界第一位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1987年，意大利国家科学院授予他科学院院士称号。联合国任命他为联合国科学技术发展中心非政府性组织指导委员会委员，专事研究科学技术向第三世界转移问题，又聘他为国际开发植物利用委员会委员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遗传工程与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他还是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由于他对中美科技文化交流的杰出贡献，1990年，他荣获美国加里福尼亚州荣誉公民证。

 

遗传学研究的重要成就

 

在科学园地里，谈家桢是一位辛勤的耕耘者。自1932—1990年，他在国内外发表的遗传学论文与综述文章达百余篇。他主译了《生物学引论》、《遗传与物种起源》;出版了《基因与遗传》、《谈谈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说》、《基因工程》等，主编了《中国现代生物学家传》，出版了《谈家桢论文集》、《谈家桢论文选》，等书。

60多年来，谈家桢在遗传学研究上，主要有3大类：

第一类，是以亚洲瓢虫为实验材料进行的经典性群体遗传学研究。这是他一生中主要的研究领域。自30年代直至70年代，他独自或与学生一起发表了一系列这一研究领域的论文。

亚洲瓢虫 (又称异色瓢虫) 的鞘翅及前胸板中呈现着各种色彩斑斓的变异斑点，像蝴蝶那样，是一种典型的多态性物种。这对研究进化和群体遗传学是一种理想的实验材料。

关于异色瓢虫鞘翅色斑变异问题，一直为分类学家及遗传进化论者所注目。本世纪30年代科什夫斯基所编写的分类名录中，异色瓢虫被分为105个变种或变型。但是，谈家桢通过对异色瓢虫的实验遗传学研究，了解到鞘翅色斑的遗传机制至少由19个复等位基因所制约，并表现一种特异的嵌镶显性现象，一些变种或异型突变为嵌镶杂合体，它们不能稳定地遗传。这种特殊的遗传方式最初为谈家桢所确定。接着，他经过系统的实验分析，于1946年正式提出了异色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显性遗传理论。这个理论的提出结束了研究中那种主观命名的历史。

1941—1944年间，谈家桢从贵州湄潭的郊外，以及在60年代从沈阳、北京等南北方12个地区捕捉到的正在交尾的异色瓢虫，对它们的色斑类型进行分类并计算在当地的色斑频率，结果表明，实际所得的结果符合理论上的假定，证明不同色斑类型可以自由交配，从而构成异色瓢虫的孟德尔群体。

谈家桢通过对许多嵌镶杂合体的测验，又发现一种嵌镶显性的例外情况，它是s^Es与s^Rs杂交后代中的一个个体，除了表现s^E及s^R基因效应外，在橙红色斑中有一个黑点。这种现象他认为可以用三体性遗传来解释。

从贵州湄潭等十几个地区采集到的异色瓢虫群体进行性比例测定，结果发现除西安外其余地方的群体皆表现出同样的倾向，即雌性个体占多数。接着，它先后又出现性比正常的恢复系。这种由母传女的方式证明为典型非染色体的细胞质遗传，而这种状况的持续和表现，除主要与母体细胞质因子有关外，还同雄配偶的基因有关。

谈家桢又通过对我国境内异色瓢虫的四种常见色斑类型在地理变异和季节性变化的测验，表明在我国北方，黄底型占大多数，黑色类型为少数; 随着纬度降低，到了长江流域，黄底型的频率逐渐下降，而黑色类型则显著上升，特别到四川一带尤为明显。同时，在同一地区黄底型和黑底型的频率显示着季节性的变异。在冬末春初时，黄色较黑色为高，在夏季则黑色相对较高。他认为，异色瓢虫表现的这种典型多态现象，除了气候条件外，其他因素诸如地理隔离、特殊的生态条件对群体的组成也不无影响。通过对色斑型频率的年代变异和季节变异研究，谈家桢认为异色瓢虫群体是小进化的范例，并认为这对研究生物进化机制很有价值。

第二类，是以果蝇为实验材料进行不同种的染色体遗传结构及遗传图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始于1934年。研究成果是他作为摩尔根和杜布赞斯基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后所陆续发表的论文。他利用当时在果蝇唾液腺巨大染色体上的新发现，创造性地应用这种技术分析果蝇的种内和种间遗传物质的结构及其变异情况和不同种间的亲缘关系，并发现了果蝇种间的性隔离机制等，由此探讨生物进化机制，丰富和发展了现代综合新达尔文主义学说。

谈家桢认为，在自然界的分类阶梯上，种是客观存在的单位，不同的种有着质的差别。它既不同于亚种或族，因为它们仅有量上的差别，也不同于属、科等高级分类范畴，后者仅是人为的单位。因此，研究生物进化的机制，实质上是研究新种形成的机制，即新种怎样从原来的种分化出来。概括地说，进化包括三个环节：1. 突变为进化提供原料; 2. 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动力; 3.隔离是新种形成的必要条件。

谈家桢通过对果蝇的观察和研究，发现果蝇d. pseudoobscura和d. persimilis在外表上非常相似，但却是生理上的不同种，他发现它们之间经常在三个染色体上有四个逆位的差别。再如d.pseudoobscura与亲缘稍远的d. miranda相杂交，杂种体内有更多的差异，有逆位、易位、缺陷等等，至少包括49个断裂。再以d. pseud oobscura和亲缘更远的种 d. melanogaster相比较，它们之间不能杂交，利用遗传图比较方法，则两者之间的差异更大。以上情况说明，生物亲缘关系越远，遗传差异越大，显然有积累的影响。作为进化原材料的遗传差异，在染色体畸变上，种内和种间没有质上的区别。这个论点修正了当时遗传学家普遍赞同的戈尔德施米特所主张的有种内微进化和种间巨进化差别的观点。

谈家桢在果蝇D. montium的工作中，发现染色体有重复的部分，证明基因如何在生物进化过程中通过重复和分化而演化的。

隔离在生物进化上的重要作用，最初为达尔文同一时期的生物地理学家华莱士所提出。现代研究指出，隔离按其性质不同可分为空间性的地地隔离和遗传性的生殖隔离。谈家桢曾从事生殖隔离的遗传机制的研究。他在果蝇的两种，即D. pseudoobscura和D. persimilis的选择受精试验中，利用不同染色体以不同突变作标记，可以得到16种不同的染色体组合，从而证明了在几个染色体上都带有与性隔离有关的基因。由此，他设想生殖隔离的机制一般是通过遗传上逐渐分化而形成的。这与新种形成一般通过渐进式过程的事实相符。

第三类，是以猕猴为实验材料进行辐射细胞遗传学研究工作。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是从60年代初开始的。

1960年，谈家桢著文就国际上辐射遗传学发展的新动向作了详尽的介绍。他认为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到人民的健康和幸福，建议及时地提到我国科学研究规划的日程上来。

在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谈家桢和他的助手首先确定猕猴为辐射遗传学的研究材料，这在国际上是首创。在此之前，实验者取得的关于人类各个时期的辐射敏感性资料，都来自于辐射突然事件的受害者或是生殖腺癌变后经辐射治疗的睾丸标本，辐射量很大，无法人为控制并还受到各种人体病变因素等影响。因此，这种资料误差大，基本不能反映人类辐射遗传的真实效应。在国际上，当时一般用小鼠、大鼠、家兔等啮齿类动物作为实验材料，再根据所得的实验数据推算人类经受辐射的敏感性。由于啮齿类动物毕竟与人类在系统发生上相距太远，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无法估计的复杂因素影响，在结论上势必带有种种误差与臆测。灵长类的猕猴与人类同属一个目，对它进行辐射遗传效应的研究，所得的结论更接近人类的水平。因此，以猕猴为实验材料，这对人类辐射遗传学上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的解决及辐射损伤等实践应用，都有重大的积极作用。

谈家桢等先后分别开展了X-射线对猕猴精子发生的效应，不同剂量的γ-射线对猕猴精原细胞和精母细胞的效应及其组织学观察的比较研究，以及X-射线直接照射与间接照射对猕猴精子发生染色体畸变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

在探究X-辐射引起生殖细胞染色体畸变方面是否产生间接效应，以及铅板局部屏蔽在减轻或防护辐射危害遗传性作用问题的研究上，得出这样的结论：1.辐射诱发染色体畸变是射线作用染色体的结果，与间接作用无关;2.证明铅室遮盖睾丸对诱变染色体有保护作用;3.证实了在实验方法上采用同体对照方法是切实可行的。这对于供试个体不多的情况下，既满足了实验的设计要求，又减少了个体差异所可能导致的误差。这些研究结论，为我国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提供了科学根据。

到70年代末，这类研究进一步延伸。谈家桢率领他的助手，在国内首先从事环境化合物的毒理测试工作和有关环境诱变剂的研究，先后两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了我国有关这方面研究进展的综述。在他的牵头下，成立了中国遗传学会环境诱变剂委员会，旨在沟通国内外有关环境致突变、致畸、致癌的信息流通渠道，协调和推动国内各单位有关的测试和研究工作，为保护环境、预防肿瘤、提高人口质量、保持完好的遗传基因等提供咨询意见。

 

人民的教育家

 

60年来，谈家桢一直没有离开过教育战线。他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不仅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具有高尚的思想情操。

谈家桢培养学生(包括研究生)着重抓住三点，即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实验技术。他认为只有把基础打好了，在实践中才能较快地具有较广的适应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

他反对家长式的教育方法，提倡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他认为死死捆住学生的手脚培养不出有出息的人才。他讲课逻辑性强、重点突出，而且从历史发展观点来阐明生物学理论，来龙去脉交待得清清楚楚。因此，他的讲课使学生容易理解和记忆，又能启示学生接受前人的经验教训，以便更深入地揭示科学规律。

谈家桢虚怀若谷，热情鼓励学生要超过自己。他认为，在学术上，教师应该鼓励学生超过自己，创造条件让他们超过自己。教师的责任是引路而不是画地为牢，把学生圈死在一个圈子里。教师应该多讲自己对问题的见解，以启发学生，但不能以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学生，要让学生充分独立思考，发表不同的意见。他提倡青年人要尊重老师尊重老科学家，但不要盲目崇拜。认为老科学家年纪大了，在学术研究上有其一定的局限性。有些老科学家曾经站在以往的科学前沿上，但是在当今科学上不一定能站在前沿。他认为，老科学家要给青年人充分的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在学术观点上或思想方法上，有争论有分歧是正常的。他要求学生尊重老师又不迷信教师，更不能在学术上无原则地随声附和。他说，学生超过老师，正是对老师的尊重，因为他们做了老师想做而没有能做的事情，推动了学术的发展。他常对学生讲，今天你们是学生，明天就是教育学生的老师。一个导师如果看不到科学发展的趋势，固执己见，墨守成规，甚至阻碍学生的发展，这是一种扼杀人才的行为。如果你们培养的学生缺少创新的精神，始终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学科就停滞不前，社会也就难以发展，这是教育的失败。当他看到自己的学生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他由衷地感到高兴。提到这些学生时他总是骄傲地说：“这些学生确实比我强，这使我感到欣慰。”他深信一代必将胜过一代。

谈家桢希望我们的教育有一个新的局面。他说，培养人才通过各种渠道使学生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学生光学科学基础知识还不够，还需在教师的引导下学会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一种科学意识，也是合格公民所需具备的条件之一。

近年来，谈家桢大声疾呼 “理、工、农、医”结合。他认为农学研究的对象是动植物和微生物，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人从其生物学属性来说是高等动物，人与植物、动物都是生物。现代生物学的基础是现代物理学、化学和数学。是以物理运动和化学运动这些物质的低级运动规律为基础的，当然还有自己特有的规律。因此，从现代生物学的发展而言，缺少物理和化学的知识，不可能得到突破性的发展。这就给大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理、工、农、医结合的综合性教育，不仅适合我国经济调整的需要，也是符合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

1992年6月，谈家桢一行12人 (7位科学家，5位家属)应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的邀请，作为大陆第一批科学家访问台湾。

这次访台，谈家桢担负起促进海峡两岸民间交流的铺路人的重任。他认为，在科学发展的今天，海峡两岸的科学家携手合作，将汇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能更好地发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为人类的文明作出伟大的贡献。

在台湾，他向同行介绍了大陆科学发展的情况，特别是他所从事的生命科学的发展。他带去一份大陆科学家拟定的一项为期20年的长期研究计划。这就是与美国合作研究人体基因，探讨各人种间的差异。大陆科学家很可能拟定其中一段与中国人特殊疾病相关的基因做研究。这项研究将对中国下一代的优生产生极大的影响。他已经考虑到海峡两岸学术界的一起合作投入，共同为占世界1/5的中国人的未来做出贡献。

谈家桢不愧为人民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简历

 

1909年9月15日 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

1930年 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士学位。

1930—1932年 在燕京大学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1932—1934年 任东吴大学生物系讲师。

1934—1937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工作。193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37—1945年 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

1945—1946年 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

1946—1950年 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

1950—1951年 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

1951—今任复旦大学教授、生物系主任、副校长，兼任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所长。现任该校校长顾问。

 

主要论著

 

1 Tan C C，Li J C. Variations in the Color Patterns in the Lady-bird Beetles，Ptychanatis axyridis Pall. Pek Nat Hist Bull，1932，7： 175—193.

2 Tan C C. Notes on the Biology of the Lady-bird Beetles，Ptychanatis axyridis Pall. Pek Nat Hist Bull，1933，8： 9—18.

3 Tan C C. Li J C. Inheritance of the Elytral color Patterns of the Lady-bird Beetles，Harmonis axyridis Pall. Amer Nat，1934，68： 252—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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